以拒绝阐释的姿态横空出世的《彼得罗夫的流感》展现出剧场对谢列布连尼科夫的影响：他惊世骇俗的长镜头把在各种想象的、现实的、怀旧的、无可奈何的场景间快速切换的段落融汇成了一个相当完满的整体，有如一张概念专辑。70年代的阿司匹林在后苏联时代病怏怏的状态里引发的各种话语各种类型大融合显然是导演对自己诗学立场的展现。男主角艺术家的身份以及结尾处切换叙事层次的一镜明确地点明，他在尝试在这个发烧的年代寻找表达的形式。而就连对童年也在这个经常彰显出童心的艺术家那里失去了家园的意义，他在后半段电影中对这种怀旧式的姿态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解构。